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中写道：“在十九世纪中叶，结核病就与罗曼蒂克联系在一起了。”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在一些文学作品中，“结核病被颂扬成那些天生的不幸者的疾病。”那些患者大都敏感、消极、对生活缺乏热情，因结核病而死亡的形象则侧重于情感的完美升华。
那个时候的结核病不仅仅是一种病，也是对势利者、暴发户和往上爬的人的一种标志，它代表着文雅、精致和敏感。服装和疾病一样，变为一种比喻，来喻示一个人对自我的态度。胃口好成了粗鲁的表现，而看上去病恹恹则成了荣耀。
所谓“富无尽头，瘦无止境。”健康不再时髦，而苍白和消瘦成为流行。女人咳个不停不仅不会使人变得难看，反倒增添了一种病态的柔美气质。
诗人泰奥菲尔·戈蒂埃写道“作为一个抒情诗人，我难以接受任何体重超过九十九磅的人。”
苏珊·桑塔格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写道：“渐渐地，作为楚楚动人的柔弱和非同寻常的敏感的象征，痨病相越来越成为女性的思想外貌——而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大男子们却变得体态肥胖，他们建立了工业帝国，创作了成百上千的小说，发动战争，劫掠于各大洲。”
但是病人毕竟是病人，人们对结核病的崇拜，并不仅仅是浪漫主义诗人和歌剧作者的发明，而是一种广为流传的态度。桑塔格说，事实上，年纪轻轻就死于结核病的人被认为是具有浪漫气质的人。
他们甚至将这种疾病视为个性化的一个方面，赋予其有趣的一面。个性及有趣，使得这种疾病脱离其本质，而成为一种残酷的美学。
“我看上去病了，”拜伦望着镜中的自己说，“我宁愿死于痨病。”
似乎，结核病成为艺术家的病。他们通常是卓然而立的人物，具有敏感、有创造力、形单影只的特征。
拜伦、雪莱和济慈雪莱和济慈都是结核病人，雪莱安慰济慈说：“痨病是一种偏爱像你一样妙笔生花的人的病。”
桑塔格说：“把结核病人与创造性联系起来的这种陈见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于十九世纪末的一位批评家把文学艺术在当时的衰落归因于结核病的逐渐消失。”
甚至结核病还提供了一种波西米亚生活方式，“一个没完没了地寻找那些有益于健康的地方的流浪者。”
自我放逐和旅行流浪让结核病更是渲染上了一层神秘和自由的色彩，新鲜的空气以及大自然的净化有益于结核病人的康复，因此，那些被结核病人浪漫化了地方也成为创作的灵感。
托马斯·曼这种只为艺术而活的浪漫派，将疾病当作自己优哉游哉的生活和逃避资产阶级义务的托词，他们从世界抽身隐退，不去承担应负的责任，这便是托马斯·曼的《魔山》的故事情节。
十八、十九世纪的人们之所以将疾病上升到神话的高度，还是因为条件所限。
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善，年后，结核病的患病率开始急剧下降，但结核病患者的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直到年发现链霉素以及年采用异烟肼，才使这种病最终找到了恰当的治疗方法，神话的力量才被解除。
而这种从十八、九世纪就延续下来的瘦弱之美，却也成为二十世纪的女人们所追捧的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