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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私奉献?精神永存
——忆恩师李西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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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类多灾多难的不寻常之年。6月4日晚22时，李西安先生于北京东方太阳城家中永远离开了我们！先生最后的时刻是侧卧，就像睡着了，走得很平静、很安详……对于每一位深爱先生的人，噩耗来得如此突然！我作为李先生的关门弟子，近年来先生家人之外身边最亲近的人，接到了大量来自海内外的电话和信息，大家含泪询问先生离世的详情，并不得不万分悲痛地面对这一难以接受的事实！
在大家心目中，先生就是儒雅、智慧、乐观、阳光、幽默的代名词。先生博学、敏捷的思维和谈吐，让很多人并不了解他真实的身体状况。早在年，李先生就因肾结核切除了右肾。为此，他在担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期间，就曾有人说过“李西安虽然只有一个肾，却干了几个人的活儿”；-年，因冠心病体内一共安装了6个支架；年例行体检时发现患哮喘，之后逐渐发展为慢阻肺；年11月又检查出了前列腺癌。年10月30日，李先生应邀到中国音乐学院参加他默默为之审校、编订长达10年之久的《马可选集》及“《马可选集》出版中国音乐学院和人民音乐出版社联席会议”时，会议还没结束便因身体不适提前退场。之后至年3月底，便是长达5个月、辗转4个医院的“五进宫”。更为不幸的是，我亲爱的师娘张鸿懿先生竟在先生出院的前一天驾鹤西归……如此沉重的打击，让先生身心交瘁，悲痛不已。但当我为先生办理出院手续时，他的主治医生，医院的郭改会主任却告诉我：“你的老师不是一般人，能撑得住大事！”其实，先生心里明白，他身上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在最后的这段时间里，可以说他每天都在用顽强的意志与病魔抗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收拾先生的遗物，翻阅先生留下的手稿、笔记，回想跟先生学习的岁岁月月，先生的音容笑貌依然在眼前……
李西安与谭盾（）
拜望贺绿汀夫妇（）
一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音乐界每一位有担当的音乐家都在思考和探寻中国音乐新的发展道路。厚积薄发的李西安先生受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和奈斯比特《大趋势》等西方未来学理论的启发，为中国音乐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他深邃、独到的预见。从年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二次年会上提出的《关于发展民族音乐事业的五项建议》、年“当代音乐系列讲座”中的《中国音乐的大趋势》、年“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座谈会”上《走出大峡谷》的演说、年第三届海峡两岸作曲家研讨会上的《移步不换形与涅槃而后生——关于中国音乐创作发展对策的思考》，90年代初，李先生又在香港“国乐思想研讨会”上完善了他的“张力场结构”理论：“在传统与现代、雅与俗、中国与世界这些相互对立的两极中构筑一个巨大发展空间的张力场结构。”“两极之间距离越远具有的张力就越大，而两极之间的对立与互动，就会迸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并形成许多过渡类型的中间层次。”可以肯定地说，李西安的名字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音乐界的风雨岁月密切相连，就像学者对《中国音乐的大趋势》的评价：“30年后的今天，完全可以拿这十大趋势的标题，做一个30年中国音乐史。”
数十年来，先生对中国音乐所做的各项工作都是在竭力拉开张力场的两极。为了“重新发现、认识传统”，他于、年成功策划了两届“华夏之声”音乐会，以“创作、理论研究、表演三位一体”的模式掀起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在为推进以中国古老文化为根基的现代音乐创作中，先生除了年在中国音乐学院主持开设了国内首次介绍中外现代音乐创作的“当代音乐系列讲座”外，还在任中国音协书记处书记和《人民音乐》主编期间，通过对《人民音乐》的改版，新增了长期被忽略的“现代音乐”和“通俗音乐”栏目，同时作为《人民音乐》主办方之一参与主办了叶小钢、陈怡、瞿小松、许舒亚、郭文景、何训田等青年作曲家的个人作品音乐会，并于会前主持召开记者招待会，会后在“青年音乐家”专栏刊发评论文章予以大力宣传。
对于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先生早在年就提出要“走自己的路”。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期间，又提出“中国音乐学院应该具有两大特色，一个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保存与发展，一个是新兴的交叉学科”，并于年主持召开了“中国音乐学院新专业和新学科论证会”，对音乐工学（包括计算机作曲和音乐音响导演）、音乐教育、音乐治疗、艺术管理、音乐图书情报、艺术嗓音医学、音乐文学等7个新的专业和学科进行了论证，奠定了这些专业在中国高等音乐教育中的基石。但对一些始建于建国初期的老学科，由于先生的提前卸任，使重新论证的计划未能实施。尽管如此，先生仍然坚持研究中国音乐教育体制的建设，并站在21世纪*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和对高等专门艺术人才培养的高度，在《当前我国高等艺术教育的潜在危机及其出路》一文中对中国高等艺术教育尤其是代表国家专业艺术教育最高水准的部属高等艺术院校教育教学如何革除现有的弊端，在改革中抓住生存、发展、繁荣的契机，提出了他的真知灼见。
李西安先生“张力场结构”手稿
二
作为音乐理论家，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同样是先生最倾注心血的领域，特别是其中的“两极”——中国传统音乐与中国现代音乐创作。20世纪80年代初，先生对青年作曲家们将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与中国古老灿烂的文化“涅而后生”式的融合予以强有力的支持。如今，中国现代音乐在实践与理论相互促进中蓬勃发展，先生早年的预言已成为了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现实。而在张力场的另一极——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却是格外冷清！对此，先生曾语重心长地告诫我：“现代音乐日新月异，容易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