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文汇报」
口述人：肖和平（医院结核科临床首席专家，上海市公共卫生重点学科结核病学科带头人）
我从医40余年，长期坚守结核病专业的临床、预防、科研及教学一线。而与结核病的结缘，要从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援藏经历说起。
援藏21年，为当地搭建结核病防治构架
年至年的10年间，国家派出5批、近名援藏医疗队员。我就是其中之一。年，我刚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响应国家号召，报名援藏。当时我患有病毒性心肌炎，正在治疗中，按规定可以不列入援藏人选。但支援边疆是我的理想，再加上当时为了去西藏，我已对高原病做了不少功课，于是我主动要求上级允许我加入援藏队伍行列。
从高原病转向结核病研究是因为患者的关系。记得去西藏的第二年，有一名病人一直咳血，我一看片子，这不就是肺结核吗？进入病房工作后，我发现肺结核病患者比比皆是，是西藏的常见病，于是我立志投身西藏的结核病防治工作。当时，学校领导知道我心脏不好，可能难以长期适应高原环境，于是写信给我，要我回母校工作，并派专人来西藏洽谈将我接回的事宜。我均一一婉拒，表示要把西藏的结核病防治工作搞出名堂后再回母校。
可以说，支援西藏，做好西藏的结核病防治工作，是我当时最大的动力。
当时，西藏结核病防治工作一片空白，基层的医疗卫生相当薄弱。我刚到西藏时，当地不仅结核病发病率高，大部分民众还缺乏基本的预防概念。我们下乡给牧民看病，发现村里患有结核病的人数相当多，有些全家都患有结核病。
更吃惊的是，我们在结核病人的床底下发现了成箱的抗结核药品，这是当年医疗队下乡时发给病人的，他们服药2-3月后感觉没症状了、人也胖了，就认为病好了而自行停药，结果又被打回原形，而且更难治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深刻意识到，医院的临床工作和卫生防疫站的预防、管理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于是，我们在年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结核病防治研究所（TTCC），下设西藏自治区结核病临床部和8个分中心，以及8个分中心临床部和防疫部，各分中心再在此基础上设立县级结核病临床和预防专管人员。至此，整个西藏自治区结核病的防治构架基本形成，医院系统都纳入结核病防治工作中，“防、治结合”是其最大特点。
我一留就是21年。光阴似箭，我从西藏回到上海已有25个年头，现在依然每年都要去那里，看到西藏医疗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深感欣慰。
致力呼吸道传染病防治，最大限度减少危害
回上海后，我继续投身呼吸道传染病防治工作。年，作为上海市抗击非典专家组成员，我积极参与非典防治工作，几乎天天都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在病房反复查看可疑者，生怕漏掉一个病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各行各业守望相助，临危受命的医护人员更是表现出令人称赞的勇气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年1月，经上海市疾控中心医院商榷，决定对全市的耐多药结核病患者实施集体定诊、集体制定治疗原则和统一管理的策略。凡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享受上海市政府提供的免费检查和治疗政策，各级疾控中心对这些病人实施强有力的治疗管理，从而将治疗真正落到实处，有效缓解了上海耐多药结核病的压力。
那年，我提出的结核病分类治疗流程获得上海市疾控中心的认可，按这一流程，在-年间，上海有37%的初治耐多药肺结核患者采用一线抗结核药物获得治疗成功，避免了昂贵的二线抗结核药物和耐多药结核病化学治疗方案的滥用。
复治结核病患者是产生耐多药结核病的主要群体。经多年临床实践，我提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治疗复治结核病的创新性研究方案，入选科技部传染病重大专项。新方案治疗复治结核病，疗效提高了13.1%，疗程缩短了3个月，5年复发率减少11.7%，获得了上海市科技成果奖二等奖。
我和团队还先后完成上海市科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耐多药肺结核的规范化治疗”“含氟喹诺酮类药物复治化疗方案的研究”“结核病院内感染研究”等，使医院的结核病治疗水平保持全国领先。
医院的结核科是中国最早的结核病预防、治疗和研究基地，也是中国防痨协会、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结核病防治分会的发源地，在全国结核病专科类榜单上始终名列前茅，各地结核病患者在当地无力治疗后，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此求医。
我特别想对年轻医生就结核病防治工作提两点建议：第一要有警觉意识，提高对传染源的警觉意识；第二要强调规范，结核病规范诊治不是说技术有多高深，而是更强调规范。我们在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有的病人真是耽误了好几个月，肺都烂掉了才被发现，这对病人本身就是一种伤害。在这几个月中，他到处传播，对社会也是危害。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才能最大限度减少危害性。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第一年，距实现联合国“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结核病控制目标和“年终止结核病流行”目标，剩下10年和15年的时间。我国高度重视结核病防治工作，将其写入《健康中国规划纲要》。展望“十四五”，我国的结核病防治事业前景光明。
（责任编辑：杨秀峰）
